2019年9月1日早晨，黄淑凌和往常一样，正准备出门上班，突然眼前一黑，一头栽倒在地上，就在他倒地的那一刹那，潜意识对一旁的妻子说：“我感觉不好，赶紧给我同事打电话，我要迟点到单位……”，可上班从未有迟到经历的黄淑凌，在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了七天七夜后，还是由于颅内出血严重，最终回天乏术，永远离开了自己的岗位，生命无情地定格在了56岁。黄淑凌的突然离世，亲朋为之悲痛，同事为之惋惜，他用平凡铸就不凡的人生经历，早已被监狱民警职工们熟知。

　　黄淑凌的父母早年都在两劳系统工作，后来岳父岳母也是父母所在两劳系统的同事，因此，16岁刚高中毕业的他，子承父业，“以工代干”，坚定地走上了父辈的路，光荣成为两劳系统的一员。1980年，黄淑凌从广东乐昌农场调到赤坭“一矿”，一开始分在机械队土方组，主要负责矿山土方的开挖及运输。

　　花都监狱的前身是广州市第一劳教所，外称“新生石矿场”，内称“一矿”，2000年前主要是组织劳改劳教人员从事矿场石灰石的开采。“一矿”是广州市司法行政系统的“西伯利亚”之地，工作环境是出了名的苦。当年的干部职工全部“蜗居”在矿山半山腰的草棚泥房里。特别是深达数十米的“塘底”，常年石灰尘弥漫，炸石声震耳，酷暑时高温炽人，严寒时北风刺骨。因此，当时有一些刚来的年轻民警职工没干几天就打了退堂鼓，但黄淑凌却咬着牙坚持了下来。

　　两年后，黄淑凌因“特别能吃苦耐劳，特别踏实肯干，且管人有一套”，被调到了“一矿码头”大队。这是一个独立大队，距所部约3公里，面朝巴江河，背倚横沙村，是矿部唯一的“港口”，主要任务是组织劳改劳教人员把从“塘底”开采出的石灰石装运上船，再通过河运输送到外地。当年的码头大队呈现“用水难、用电难、出行难、劳教管理难、娶媳妇难”的“五难”困境，“工作没日没夜，风餐露宿、日晒雨淋、披星戴月，几乎没有节假日”。就是在这种条件下，黄淑凌矢志不渝地扎根于此，一干就是20个年头，他从最基层的带班员干起，到管教干事、副中队长、中队长、大队长，黄淑凌一步一个脚印地在“码头”成长为所里的中层领导干部。 

　　现为五监区教导员的曾演威，在回忆与黄淑凌一起共事的经历时，含泪说：“当年我刚到单位报到时，看到当时极端艰苦的条件和超高强度的工作任务，我就抱定了要走的决心。但是黄淑凌同志当时作为中队长，就是他一再地劝导我，给我做思想工作。后来我看他作为中队主要领导都这么拼死拼活地在前面带头干，我还有什么不跟着干的道理，所以也就逐步打消了离开的念头。今天回想起来，我真的要好好感谢他。当初，要不是他的挽留和受他精神的感染，我可能今天也不会成长为一名领导干部。”

　　曾演威的这番话，也得到了当时同为中队同事的七监区监区长陈瑶雄的认同：“就当初的那种环境，要不是黄淑凌中队长带着我们这么干，估计还会有不少人要想方设法离开这里”。

　　与黄淑凌同年调过来的王东生提起往事，眼圈湿润，“我与他是几十年的老拍档，又是老邻居，对他最为熟悉了。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心里永远装的是别人，唯独没有他自己。在码头的那十多年，他吃了许多常人想象不到的苦。一年365天，他几乎天天“泡”到大队里。每逢节假日，他都会主动把与家人相聚的机会让给有需要的同事。一到过年，他经常会自掏腰包，买一些毛巾、牙膏、拖鞋等日用品给家庭有经济困难的劳教人员。”

　　黄淑凌常鼓励年轻民警：“要把平凡的事业当作家业去干，脚踏实地，干出不平凡的业绩。”四监区监区长张杰荣回忆，“在一大队工作期间，无论是做普通民警，还是做大队领导，黄淑凌任何时候都冲在最前面、干在第一线”。

　　1963年出生的黄淑凌一直以生在那种年代为自豪，因为他觉得他们那个年代的人身上总有一种精神和态度，那就是“服从性”和“纯粹性”。

　　上世纪80年代的劳教所，因为局限于当时的警力和管理手段，所以劳教人员逃跑的事件偶有发生。当年，黄淑凌就亲身有过两次外出追逃经历，其中最惊心动魄，至今仍心有余悸的一次，是去英德官渡抓脱逃劳教人员。黄淑凌通过线人掌握到有劳教人员逃到官渡后，二话不说带上一名民警就果断踏上了追逃的路。两人坐火车到官渡已经是晚上22点多，在没有其他力量支援的情况下，黄淑凌带着同事，在当时环境偏僻、地形复杂的官渡，把脱逃劳教人员成功抓获。可时间已经是凌晨两点多，异常疲惫的他们，原本想着把脱逃劳教人员先押送到英德看守所，两人休息一下，养足精力后再把其遣送回去，可是所领导却要求立即押解回去，黄淑凌收到命令后，没作任何犹豫，二话不说押上脱逃劳教人员就踏上了回程的路。等到最终押送到单位，两人已经是整整两天没有合眼。后来，黄淑凌在回忆起这次追逃时还提到：“当时，我们根本就没去考虑危险不危险，很纯粹的想法就是，这是上级的命令，我必须要把脱逃劳教人员押回来，别说两天没合眼，就是两星期不合眼，也要无条件服从。”

　　黄淑凌对监所事业的“爱”铁般的纯粹、忠诚，没有半点杂质。他有个自小酷爱美术的女儿，原本大学毕业后想去追求自己的艺术梦想，可作为父亲的黄淑凌更希望女儿考回监狱系统工作，延续父辈的事业，但屡屡遭到女儿的拒绝。“为什么你不愿意像爸爸、爷爷、外公一样，当一个监狱人民警察呢？”从小到大从未责备过女儿的黄淑凌，终于在一次父女交谈中发出了怨气。“爸，我看着您这一路走来，实在太辛苦了。我怕我吃不了你这样的苦……”可是最后，女儿还是顺从了父亲的意愿，忍痛割舍自己的艺术梦，毅然来到了监狱工作。

　　2001年以前，在单位同事眼里，黄淑凌无疑是让人羡慕的。家里有个能干的妻子，有个可爱的女儿，生活过得无比幸福。而工作上，他也总是精力充沛、雷厉风行，无论是作为中队领导，还是后来做大队领导，他周内基本都在单位上班，周末也大多在帮有需要的同事顶班。那时，他总是跟普通民警一样，对劳教人员“五清楚”永远都是熟记于心，对劳教人员“背后点名”随时可以信手拈来。可就从2001年开始，他的人生开始变得坎坷，身体不断开始出现状况，先后经历了6次大的手术，不但自己的胆囊被切除，胸椎因钙化只能嵌入金属进行内固定，到2016年又被查出患有直肠癌，不得不再次实施直肠改道手术。这些常人根本无法想象和忍受的痛苦、打击、折磨，都被短时间内无情地强加到了黄淑凌一个人身上，但他却从没有跟任何人表露过一点悲观和厌世，也从没给任何人传递过负面情绪，反而给身边的家人同事和朋友展现的永远是开朗乐观、积极向上的一面。

　　黄淑凌经历的6次手术，没有一次以自己术后需要休养身体为由，向组织提过请长假的要求，每次都是刚出院就想着赶紧去单位上班，因为他知道，监狱警力长期处在紧张状态，哪个岗位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他如果不上班，就会辛苦其他同事。哪怕是2016年做完直肠癌手术，即使还处在术后恢复期，但由于当时监狱刚好处在转型建设关键期，各项工作千头万绪。4月中，黄淑凌在得知监狱整体搬迁的消息后，不顾个人术后没有完全恢复的危险，自己主动申请上班，每天坚持在身上绑着排泄袋就到会见室工作，带罪犯家属会见，每天进出监管区至少4次，有时还要专门负责在会见办理大厅给有需要的罪犯亲属宣讲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帮他们排忧解难，一站基本就是两个多小时。

　　“我是一个经历了多次手术的人，现在的身体已经每况愈下，真不知道自己往后的日子还有多少。但是我希望老天能眷顾我，再多给我几年时间，让我在花都监狱能活着干到退休。我是看着我们监狱一步步发展到今天的，所以我也希望花都监狱能看着我顺利地交出接力棒。如果实在不行，我只求上天不要让我躺在病床上离开，我更想站在岗位上倒下……”这是黄淑凌在与狱政办的同事私下交流时的一次真情流露。

　　黄淑凌同志就是以这样的工作信念和工作态度，兢兢业业，坚守岗位，用平凡铸就不凡，赢得了家人、朋友和同事的尊敬。